城郊农业基本理论问题考察

引言

从字面意思分析，“城郊农业”是从区域的角度定义一种特殊的具有相对独立形态的农业。这一类型农业的区域标志是在城市郊区，有其自身的特征、类型、发展和演进的规律，因此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我国城郊农业问题展开研究，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研究成果。但有关城郊农业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不少争议，其中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第二，城郊农业的起源，我国城郊农业发展的初衷是什么?第三，城郊农业的范围或边界应如何界定?第四，城郊农业与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休闲体验农业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对于这些争议，也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但还存在以下不足：(1)忽视了我国发展城郊农业的初衷;(2)对国外城郊农业发展经验借鉴和理论学习方面，过多的学习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研究，而在当时的发展背景下，前苏联学者的经验和研究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更大，但国内学者对前苏联学者的研究重视不够;(3)对“城郊农业”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尚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特色主要是：第一，通过对我国发展城郊农业的初衷的回顾，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指出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主要区别与联系;第二，对城郊农业的起源，提出了本文的观点;第三，对城郊农业的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城郊农业与都市农业的区别和联系

关于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与联系，学界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都市农业是比城郊农业更高水平的农业(陈龙庭，1998;干经天，2002;刘恒茂，2004;于静涛，2005;薛艳杰、吴永兴，2007)。陈龙庭认为，“都市农业有别于城郊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种高级形式。”于静涛对“城郊型农业”和“都市型农业”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城郊型农业”产生、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城郊农业在发展中走“开放性农业”和“创汇型农业”的历程进行了描述，指出城郊农业发展面临的六个动态变异和四大矛盾。这些描述比较符合现实城郊农业的境况。在对“都市农业”的分析中，于先生指出“都市农业”是由上海学者提出的，并指出其依据是“因为上海是大都市，所以其农业必然是都市型农业”，认为都市型农业是比城郊型更高级别、发展程度更高的农业，并从要素、生产、供给、主体、规模、市场、竞争力和效益八个方面对都市型农业和城郊型农业进行区别。

第二种观点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异同，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位于大中城市与传统农区的结合部，既有受到市区经济辐射的优势，又受到被市区吞噬的压力，城乡关系比较密切(赵树枫、张强，1998;方志权、吴方卫，2001)。

笔者认为，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从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其差异主要在于这一类型的农业所依附的城市规模的大小，若所依附的城市是都会城市，则被称为“都市农业”，若所依附的城市为中小城镇，则被称为“城郊农业”。因为大城市较强的带动和辐射能力，其周围的农区率先发展起来，因此，“都市农业”的提法比“城郊农业”更为普遍。 但是，笔者认为，采用“城郊农业”的概念，可能更符合我国实际。

(一)“都市”和“城市”的异同

根据余菊生等人(1998)的研究，都市农业(urban agriculture)最先起源于日本。“都市农业”一词最早出现于1930年版的《大阪府农会报》杂志上。日本学者青鹿四郎是这样定义都市农业的：“是指分布在都市工商业区、住宅区等区域内，或者是分布在都市外围的特殊形态的农业。即在这些区域内的农业组织依附于都市经济，直接受都市经济势力的影响。主要经营奶、鸡、鱼、温室、观赏植物、鲜菜、果树等生产，专业化生产程度较高，同时又包括稻、麦、畜牧、水产等的复合经营。都市农业的范围一般是都市面积的2—3倍，集约化生产程度很高”。该文献还指出：在日语里，“城市”被写成“都市”，“城市农业”也相应地被写成“都市农业”。但，“城市”和“都市”一词在汉语语境里是有区别的，从内涵分析，“城市”包含“都市”，“都市”是大的城市。

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发表了《日本农业模式》一文，正式提出了“Urban Agriculture”的概念。并指出：“Urban Agriculture”是一个地域经济概念，是指位于城市内部各种间隙地，或位于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很高或快速城市化的都市区域内，紧密依托城市并服务于城市，集约经营，具有多元化功能和明显的“城市性”特征的现代农业产业。“urban”翻译成中文，既可以翻译为“都市的”，也可以翻译为“城市的”。“都市”、“都会”另一个准确的英文词汇是“metropolis”。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持续从事城郊农业的研究。2005年3月、2008年商务印书馆先后翻译出版了它们的两部著作《增长的城市 成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和《养育更美好的城市-都市农业推进可持续发展》，从这两本书引用的文献和该中心的主页上可查阅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其中一些英文名字为“town”的周边农区的发展，也被称为“urban agriculture”，而“town”在翻译为中文时，常被翻译成“小城镇”。而“town”周围的农区若被翻译为中文“都市农业”，无疑是不恰当的。

1、组织县党代表参加中共阳新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2月)

2、整理并向有关单位分发、交办党代表提案、意见建议。(3月)

3、以代表团为单位对党代表进行教育培训活动。(4月)

4、组织党代表开展走访服务活动。各代表团组织党代表重点围绕农民工、下岗职工、青少年和弱势群体开展走访服务，并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5月)

5、组织开展党代表调研活动。各代表团组织党代表围绕全县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开展重点课题调研活动(课题报告交县党代表办)。同时，开展“党代表为阳新发展献金点子”活动。(6月)

6、“七一”期间召开党代表座谈会，对部分党代表进行走访慰问。(7月)

7、督促、检查部门对党代表提案、意见和建议的办理情况。(8月)

8、组织党代表视察活动。组织党代表视察县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及各项中心工作的实施情况。(9月)

9、对党代表的提案、意见和建议的办理和回复情况进行督查、通报。(10月)

10、开展党代表监督、评议活动。组织党代表参加各级党委、纪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民主评议或测评工作。(11月)

(二)从我国城郊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历程看，城郊农业的提法更为贴切

上文简要介绍了国外城郊农业的起源。郑天祥等(1982)的文章是目前期刊网可以查阅到的最早文献，该文指出，深圳发展城郊农业是为了解决城市肉、蛋、奶、水果、蔬菜等副食品短缺的问题，为了实现该目标，应该对城郊农业的发展做精细规划，作者采用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提出了深圳市周围农区布局的思路。邓泽辉(1987)对城郊农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城郊农业是以区域为中心，以城乡总体建设为目标，靠近城市、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商品性和区域性农业。一般地说，城郊农业主要是从事蔬菜、鲜奶和奶制品、活禽和蛋品、活鱼、鲜肉、鲜花、水果等鲜活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专门以满足城市居民以各种副食品需要为目标。”在对城郊农业进行定义的基础上，邓泽辉分析了城郊农业的发展优势和潜力、经营方针和生产布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文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切实的指导意义。黎成忠(1989)的文章《略论都市农业》是目前在期刊网可以查阅的最早的论述“都市农业”的论文，但黎先生并未明确定义“都市农业”，文中提出，为了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城市的空地间植树、造林、种地可以挽回耕地减少的影响。并提出都市农业的几个功能：环保农业、娱乐农业、育才农业和科技导向农业。在这篇文献里，黎先生认为的“都市农业”是在都市内空地上的农业，并不包括都市郊区。但其提出的都市农业的功能，与目前学术界公认的都市农业的功能却不谋而合。 综合国内学者早期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从产生和发展的渊源看，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产生都是为了缓解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农副产品供给的不足。(2)学者对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概念没有进行准确的考察、辨别和判断。从文献内容分析，初始研究城郊农业的学者认为城郊农业是位于城市外围，受城市经营影响和辐射区域的农业;而初始研究都市农业的学者认为都市农业仅仅指城市辖区内的空地，并不包括城市郊区。

早在1957年，学者高明尉就翻译过前苏联华西里耶夫的著作《城郊农业的发展》。华西里耶夫在书中指出：早在1930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曾经做出在各个工业中心周围建立城郊农场的专门决议。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又提出决议：“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巴库、哈尔科夫等工业中心以及远东各城市和其他大城市的周围，建立起马铃薯、蔬菜和畜牧业的基地，以便保证对这些城市充分供应蔬菜和马铃薯，并且大量供应牛乳和肉类。”1937—1953年，前苏联已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四周，建立起近50个郊区。这本只有142页的书还阐述了城郊农业生产的正确配置和适当的专门化、城郊国营农业企业和集体农庄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各部门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问题、机械化、电气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商品率和收入的提高、城郊农场储藏和运输的改善等各方面的问题。[8]结合我国国内学者早期的研究内容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认为，这本书对我国国内学者当时的影响意义要远远大于西方学者关于都市农业研究的论文，比如郑天祥等论文的参考文献里就包括这本著作。

(三)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看，城郊农业的提法更符合国情

前文指出，我国学者对城郊农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大城市人口集中，农副产品供给压力较大，学者的研究和关注对象也主要是大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这些大城市城郊农业的发展更加引人瞩目，尤其以上海、北京最为明显，而城郊农业的功能也日益多样化，除了满足城市居民对农副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之外，其经济、生态、休闲、娱乐、体验、教育等功能也日益突出。与此同时，城郊农业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土地不同利用方式产生的巨大经济势差使得城郊农业有被城市吞噬的危险。因此，城郊农业应该如何发展、规划也越来越重要。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周围的农区也从传统农区演变成“城郊农业”。对于如此多层次的“城郊农业”形态，采用“城郊农业”的表述方式可能更符合我国国情。

二、城郊农业的边界或范围

对于城郊农业的范围，学界的研究和讨论较少。杜能在其《孤立国》一书中，提出以城市为中心，按照距离城市的远近不同，对城市郊区的农业划分为六个环带，即“杜能环”。杜能的研究也可以看成是对城郊农业边界最早的探索。俞菊生等引用的日本学者青鹿四郎的观点，认为都市农业包括都市内部或者都市近郊2—3倍范围内的农业，都市农业集约程度高且高度依附于都市。郑天祥等(1982)从理论上定量地探讨了城郊农业的边界，具有开创性。

从“城郊农业”的内涵分析，“城郊农业”应该是受城市经济影响和辐射范围之内的农业区域，其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从起源来看，“城市农业”或“都市农业”的范围均包括城市内部，如城市建筑物的空地或缝隙、城市市民庭院农业等形式的农业。笔者认为，由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供求的巨大缺口，农业用地和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巨大的收益差距，导致都市内农业的面积正急剧减少甚至完全消失，一些城中村村民的住宅用地也在不断地被改造。所以，城市内的农业已经失去了“农业”的基本特征，其生产、组织、管理、销售方式已经工业化了。此外，由于人多地少，城市市民的庭院农业仅限于家庭绿化或极少部分的自给菜蔬，很难发生与外部的商品交换，不具有经济功能。但城市郊区的农业却不同，其特殊的区位特征决定了它相对的独立性，但临近城市的区位便利又使它在生产、组织、经营、管理、销售等各个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农区农业的特征。所以，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和现实情况，笔者认为，城郊农业是指分布在都市外围，受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范围内的农业。所以，将其表述为“城郊农业”。

三、城郊农业的起源

根据方志权、吴方卫(2008)的研究，国外对都市农业(城郊农业)的起源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都市农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源于美国(周德翼、杨海娟，1997);第二，都市农业起源于日本(俞菊生等，1998);第三，都市农业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杜能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丁圣彦等，2003);第四，1898年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就提出“田园城市”的概念，要求“把积极的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点同乡村的美丽和一切福利结合在一起”，这是最早的都市农业的萌芽(郭焕成，2006)。

城郊农业的起源和城郊农业研究的起源是不同的，学者认为城郊农业的起源指的是城郊农业研究的起源。实际上，城郊农业作为一个地域范畴的概念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是相伴而生的，城市产生、发展和繁荣带来人口的集中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集中和非农产业发展的前提是充足的农副产品的供给，由于农作物的生物属性(易腐烂变质)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城郊农业的发展也是必然的。冼剑民(2005)曾对清代广州的城郊农业进行研究，认为明末清初广州城郊农业的发展已初具雏形，至清代走在全国前列。该文还指出清代城郊农业的生产模式和农业制度方面的演变。对照今日学者的研究，虽然发展程度有别，但其基本特征与今日的城郊农业仍是相符的。杜能的研究可以看做是城郊农业研究的起源。

四、城郊农业与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和其他新型农业的区别与联系

在城郊农业与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和其他新型农业的区别方面，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将城郊农业、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和其他新型农业相互替代，没有准确区分他们之间的不同。第二，城郊农业是比现代农业、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等范围更广的农业，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只是城郊农业不同形式中的一种，是一种经营模式(于静涛，2005)。

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这是因为，城郊农业由于便利的地理位置，城乡关系比较密切，城市郊区的农民有更多的机会与城市经济融合并兼营农业，而城市居民则有便利的条件参与农业。而城市居民的需求、城市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变化也容易被城郊农区率先感知并通过调整生产经营内容和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城郊农业呈现出专业化、技术密集、生态、循环、休闲、娱乐、体验和观光等功能，生态、经济和环境效应也同时得以显现。城郊农业就呈现出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休闲、娱乐、观光、体验和教育农业等特征，是城郊农业的类型之一，而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和其他新型农业如果处在城市郊区的影响和辐射之下，也被称为城郊农业。

对于大陆投资台湾企业面临的新问题进行深入调研，邀请“台湾民意代表交流参访团”再次来访……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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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先后组织两个调研组，就“台资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台资企业发展和两岸农业合作情况”进行专题调研，深入了解台商面临困难和问题，并表达了帮助台资企业持续发展的积极态度，呼吁台商正视困难、坚定信心。2011年4月，委员会首次在台北举办第十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大陆、台湾及海外3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研讨河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委员会组织全国政协和河南、上海、广东、福建、江西五省市政协近100人参访团入岛参访，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8月，邀请以饶颖奇为团长、涵盖台湾地区6个党派代表人士的“台湾民意代表交流参访团”再次来访，进一步密切了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