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百家]张炜的精神之旅

【-文学名著】

[文学百家]张炜的精神之旅

张炜的精神之旅

西卅

张炜的精神之旅

……

热血推动我一跃而起

追逐那匹红马

它是火的飞动

燃烧之神

家族的眼睛[1]

在张炜所建构的庞大的作品群落中，“红马”这一意象多次闪现，耀人眼目、灼人心血。“红马”与鲜血相连，与火相连——这是一个从苦难中腾越而出的精灵!它的身影显示着为正义而献身的悲壮，它的跃动体现着追求理想的崇高……“红马”成了作者“精神”的具象之物。

“追逐那匹红马”，就要跋涉在作家漫长的精神之旅上。

我们能见到“红马”的身影吗?

不妨一试。

一

张炜是从写诗走上文学道路的。这一个起点对他来说并非无关紧要。他的话语空间乃是建构于胶东半岛西北部的一块小平原上。小平原上的一景一物促发了年轻人的诗情。张炜后来的一些叙事作品如《我的田园》、《柏慧》、《家族》等仍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问题在于，这种诗情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年轻作家产生了泡沫般的遮蔽作用：诗性特征在早期的作品中体现为廉价的理想主义许诺。

在这些作品中，张炜急切地要向人们展示一个美好的农村世界。你看，劳动是充满了乐趣和激情的：人们一边做活，一边跳舞，同时还念几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美是生活”(《夜莺》);人们在玉米地里钻来钻去，那里能寻到吃的，能捉到野猫，甚至还能找到老婆(《钻玉米地》)。你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么纯洁，大家相互帮助和鼓励(如《烟叶》、《看野枣》等);自然了，困难乃至困惑也是存在的嘛，但只是暂时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呀(如《拉拉谷》、《山楂林》、《声音》、《丝瓜架下》等。值得一提的是，《丝瓜架下》已涉及到一些尖锐矛盾，但开掘仍不到位)。年轻的张炜似乎有些性急，他恨不能把这些小说全都写成一首首“农家诗”。这种廉价的理想主义许诺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生活真实，生活的沉重感在这些作品中缺席了。清丽空灵的文本风格失去了充实的内在依托而难掩其思想的苍白。作品的诗性遂转化成了一种伪浪漫。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既有时代的因素，又有个人的因素。先说时代影响。张炜初学写作时，免疫力难免较弱，“文革”那种歌颂性的矫饰文风熏熏然让其迷失。从个人角度来看，大约要论及作家的身世和年龄。先来看这么一个事实：在张炜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成功的农民形象。越是到后来，人物身上的知识分子气息越是浓厚。(李芒、老得、抱朴虽是农民身份却具有知识分子的思辩能力，间或还要写写诗;《九月寓言》的主人公可视作一个尚未出场的追寻“大地”的知识分子;《柏慧》里的宁伽、《家族》里的曲予、宁珂、《外省书》里的史珂则是相当纯粹的知识分子了。)反过来，由这一事实又可以说明，张炜虽在农村生活多年，但他与农村生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农民艰辛的劳作、沉重的苦难、特有的愉悦都未能溶入张炜的血液里;否则，难以想象在张炜如此之多的作品中竟未能出现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农民形象。从这里也能对他在文革文风熏染之下轻易失去批判力找到一个解释。至于作者的年龄，恐怕对作品也有影响。创作早期作品时，张炜只有二十几岁，在有的作品如《山楂林》、《生长蘑菇的地方》中还不难感受到作者的青春激情，这种激情弥散开来，就会使作品罩上一层理想主义光圈。[2]

认识张炜早期的理想主义是相当重要的。它对我们评价张炜的整体创作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如果说早期的作品显露了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的话，那么，这种理想主义在《古船》、《我的田园》、《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作品中将以另外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理想主义成为一条红线贯穿了张炜的创作。其二，早期的这种理想主义一旦与不成熟的创作心理结合，就产生了一种障碍，影响了张炜对生活真实的开掘以及表达。如果把生活真实比喻成“一潭清水”的话，那么在早期创作中，他自己就为自己冻结了一层坚冰，从而使创作面临困境。如果它不能自行融化，就必须用力将它击破。从早期创作到《古船》这部里程碑式作品的产生，其间注定要使作家经历艰难的精神嬗变。

二

“风霜洗去了轻薄的热情，只留下结结实实的冷漠。”(《融入野地》)。张炜脚踏乡野大地，阅历渐广，洞察渐深。昔日的“热情”显出“轻薄”之相，于是，热情敛于内，冷漠呈于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如《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古船》、《远行之嘱》等，正是以揭示尖锐的矛盾冲突乃至血淋淋的争斗与搏杀而引人注目。若与早期的《山楂林》、《声音》、《钻玉米地》、《丝瓜架下》乃至获奖作品《一潭清水》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张炜显然是有意识地否定、反叛了以往的创作路数。生活中的无数苦难使作家的创作观念产生蜕变，他的创作思想先于艺术表达进入了成熟阶段。其间作家作出了惊人的努力。

作家一颗敏感多忧的心灵为“苦难”紧颤的同时，又贯注精力去描绘“苦难”。这里的叙述非得绷紧了心弦、且要磨出一根强悍的神经不可。作家对“苦难”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苦难”在作品中便以悖论的形式存在：它一面指归“罪恶”;一面又作为“罪恶”的对立面，表示了对“罪恶”的否定。这一命题的确立，使这些作品在社会学的背景下具有了超越社会学的内涵，写实的文字遂有高远的境界

在这些作品中，苦难是以一种最为极端的状态裸露在文本表层的。比如《秋天的愤怒》写到的水泥氨水库，里面不知道关过多少人，墙上还留着干涸的血迹;还有在玉米地里被逼疯的傻女母女俩。这种烙烫人心的苦难在《古船》中更让人心颤。而且由于在时间上回溯至历史深处、在空间上扩展为整个世界、在心理上逼入人性盲角，《古船》因此成了当代文学史上对苦难描绘最深沉、最见力量的作品之一。

在这种最为极端的状态中，“苦难”显示着灼热的残酷，显示着人对人的“杰作”。如，隋含章竟被赵炳霸占了十几年，纯真少女变成了病态的、有点神经错乱的哀妇。身在颤抖，心在滴血，魂在痉挛!但作家依然向我们抖出许多不忍卒睹的惨剧。苦难犹如磁力十足的精神黑洞，对作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人类的文明史不就是苦难的表现史吗?这些苦难又往往潜隐在历史和生活的龌龊旮旯里，有良知的作家理应不避脏腥，把它们抖露于天光下。同时又不是在作展览，而是外观社会，内察人性，艰难反思，从而超越苦难，使作品获得人道主义力量。

“人道主义”与“苦难”是互相否定的。对一个作家来说，人道主义首先体现为一种理想。在《古船》等作品中，这种理想以苦难为参照，而又要超越苦难，最终走向天下大同。抱朴说：

……还有一回我去城里有事，半夜里就看见一个老婆婆去垃圾桶里拣东西。她哼哼着，快走不动了，伸手在桶里翻。突然她手扎到什么东西上了，尖叫一声抽出来，另一只手把扎的东西拔掉，然后再去翻……我只认定，如果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老人过生活，哪怕只有一个这样过生活，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把我们的国家和日子夸得多么完美多么神乎![3]

因此，抱朴把自己的生命倾注进那本《共产党宣言》里，也就是把生命倾注进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奋斗之中。抱朴与见素二人的本质区别也正是在于：抱扑坚持的是集体性原则;见素固守的是个人性原则。

这种人道主义还渗透了儒家理想。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在作品中多有体现。仅从上面所引的那一处，我们已能感受到作者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炽热情怀了。

可是,仅有理想，人道主义还显得过于空泛和抽象。在86年济南的《古船》讨论会上，就有关于人道主义真假的争议。实际上，判定真假的根本标准应该在于人道主义有无内在的理性力量。

《古船》大胆地将革命阵营内部的过火行为及因此而导致的血腥从暧昧处拖到天光下。革命是极其复杂的，革命进程虽不能说是泥沙俱下，但绝非是清浊两分。《古船》的开拓之处，正是对以往作品二元模式的反拨。《古船》中犬牙差互、交错纠缠的社会关系，应当更为真实具体。因此，这种人道主义的基点正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这社会关系之上，作家对“人”作了理性的思考。这种理性思考在作品中有外涉和内指两个层面：

外涉是指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思考。有了这一创作思想，张炜就塑造了许多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物形象，《古船》中的抱朴、见素、赵炳、赵多多等人物甚至可以视作某些历史理念的象征。另一方面，作品的主人公因为承接了作者的这种思考而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社会的不义与罪恶使他们“愤怒”，但他们却没有失去理智。他们所找到的道路未必完全正确，但他们的思与行却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经济关系，李芒、老得、抱朴他们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算帐，从数字入手思考社会关系。思考之后，他们就有了切实的行动。李芒那一声郑重宣言“我检举肖万昌”、抱朴那写满了字已明显不合规范的诉状，无不让人激奋。

内指是指人物的自省。抱朴是具有自省风范的典型。他在小磨屋里面壁多年，“吾日三省吾身”。他思考家族的罪孽、自身的软弱，他日夜研读《共产党宣言》。他不断地与灵魂对话，最终他的自省得以升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思人思己，推己及人，当他从小磨屋里走出任粉丝大厂厂长时，他那宽阔的肩背、花白的头发让人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力量。

可见，这种人道主义渗透着科学的、理性的精神。美国著名的人道主义者科利斯?拉蒙特说，“如果要给20世纪的人道主义下一个简短的定义，那么可以说，它是一种乐意为这个自然世界中一切人类的更大利益提供服务，提倡理性、科学和民主方法的哲学。”[4]“20世纪人道主义”的提法，恰好可以概括此处“人道主义”的内涵。

“苦难”情结是张炜作品尤其是此期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古船》之后，在《九月寓言》中，“苦难”依然存在却不再彰显;而《家族》中的“黑马镇大屠杀”及陶明被残害正是《古船》中“苦难”的延续。作品的理想主义由于与苦难紧密相连而呈现一种较为稳实的存在形态。

三

将《古船》与《九月寓言》对照，不难看出二者的巨大差别：前者是社会学文本，后者则可视为哲学文本;前者富于理性，后者侧重直觉;《古船》把苦难作为焦点来关注洼狸镇的变迁，《九月寓言》则以寻找“大地”的姿态来作文化上的思考。这给人们的接受惯性带来了冲击。

《九月寓言》、《融入野地》等作品的产生在张炜的创作生涯中具有必然性。作家在农村生活多年，后又潜入“野地”，足迹踏遍半岛。作家对“大地”的亲近感变得极其强烈，因此才有了关于“大地”的文字。其实，张炜的早期作品已有对田野魅力的迷恋了，如《钻玉米地》;而《旧时景物》则包含了《九月寓言》的某些重要的故事框架，如小村与煤矿的关系。

“大地”的凸显是张炜对九十年代文学乃至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一旦发现了“大地”，作家似乎立即找到了道义支持，找到了抗拒民族物欲狂欢的阵地。这种依赖性在作家敬农恶商思想的压制下更加强化。[5]于是，作家把目光投向茫茫野地，把民间、把大地作为知识分子的生存之所。

《我的田园》最能反映作家的这种追求。张炜说，“它可作为我的人生的一份实践草图。”[6]小说中的葡萄园就是乌托邦的试验田。宁伽从城市出走，经营起自己的园地，这是知识分子先锋者的被动退却，又是实现自身价值的主动尝试。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精英意识依然决定着宁伽的行动。他把葡萄园视作一个理想国，跛四夫妇、鼓额、肖明子、猎犬斑虎是这个理想国的公民。然而这个理想国却不能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外界的种种干扰使它面临危机。文明的冲突作用于宁伽，他本为寻找宁静、寻求更加合理的生存状态而来，在葡萄园中却时时充满焦灼。其他人也有末世般的担忧。

张炜有许多以葡萄园作为背景的小说。《秋天的思索》中，葡萄园充满了人间的争斗;《我的田园》中，葡萄园则成为从故地走向野地的行宫。《九月寓言》中，葡萄园消失了，出场的是健行不已的“大地”。

在张炜笔下,“土地、野地、大地”几个概念有时可以互换，有时又相互区分。就其相对性而泛言，“土地”是物质性的，它向人们提供生存资料;“野地”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照，如《融入野地》第一句话所说，“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整过的野地。”何谓“大地”?它应该是从具象的土地中抽象出来的哲学范畴，“大地就是显现者把天然无蔽地产生的一切带回自己的怀抱中，并给其予以庇护的根源所在。”[7]“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周易·坤第二·彖辞》)万物自土地而生，大地承载万物而又自我隐退。因此需要作品来展示大地、拯救大地。

《我的田园》中，遮蔽性和无蔽性处于紧张的交锋之中。《九月寓言》中，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为民间世界所湮没而呈现隐性结构。穿过了民间文化，张炜的“流浪”情结在大地上找到了坚实的依托。

“流浪”情结在张炜的作品中多有体现，宁伽走进葡萄园是流浪，《古船》中隋不召下老洋、《家族》里宁吉骑红马出行也是流浪，其他如《柏慧》、《怀念与追记》中也有这种情结。这一情结渗透到了作家本人的生命里。

流浪是为了寻找，它源自心灵深处的隐蔽欲望。寻找的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是“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最终，“我从具体走向了抽象”。(《融入野地》)这个“抽象”或者说“本源”、“大地”，就是寻找之后的归依。因此，流浪、寻找、归依这三者构成了一个整体。

流浪、寻找、归依的三重整合是《九月寓言》的深度模式。

作为一个流浪群体的小村，一旦停下，小村人的生命能量就受到压抑，它象火一样灼烧着小村人，就象小村人所说，“瓜干烧胃呀”。源自大地的生命热能得不到宣泄，就造成了许多罪恶。如小村人习惯夜间打老婆，他们以施暴和受虐的方式来缓释压抑。小村的集体流浪终止了，作者的精神流浪正好开始。

作者首先是通过民间话语来进行精神流浪(某些地方以文人话语摹仿民间话语，如金祥忆苦)。如书的题记所言，“老年人的叙说，既细腻又动听”。书中容有许多民间故事，而这些故事正是含有流浪意义的文本，如金祥千里买鏊子、露筋与闪婆的野合、独眼义士对“负心嫚”的千里追寻以及金祥忆苦等等。在故事中，行动者的痛苦被作者有意淡化，他们与万千生物共同呼吸，与野地亲密相处，“脚步将夜气磨得发烫”(《融入野地》)。大地遂在民间话语中被感知。

在民间话语之外，作者干脆就通过年轻人在野地里的游荡来亲近大地。当赶鹰们奔跑在茫茫夜色里时，在世界面前的“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大地之中的“无我”。他们如同万千生物一样被大地接纳，又把自我隐退的大地召唤到场。

`这里又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小村人生活粗陋不堪，但作者正是要藉尚且愚盲的小村人来“拯救”大地，“因为传统的知与见失去了意义”(《融入野地》)。物质压抑与精神自由的错位使小说产生了奇特的阅读效果。

《九月寓言》的哲学蕴涵是融渗于大气而自由的文学叙事中的，海德格尔一脉的存在主义乃至老庄思想以本体论深度模式起作用。《融入野地》则走得过远，它更象是哲学论文，文章一意追寻存在之真，反倒有越位之嫌。其诗化的语言也难以消解哲学意念与文学话语强行嫁接的尴尬。

四

“大地”对张炜的创作有着重要意义：它是作者产生灵感并藉以建构许多作品的基础，又一跃而成为作品圣洁的精神追求。对文本而言，“大地”充满了人类家园的温情;对当下社会而言，“大地”又高扬着批判激情。它是张炜“文化保守主义”、“拒绝宽容”等精神批判的参照和立足点。

《融入野地》中，除了作者对“野地”的寻求和意念中的融入外，另一重要声部就是批判：“忍受和拒绝”是批判者的精神苦旅;“孤独”是批判者的精神状态。这一声部代表了当下社会知识分子的勇敢抗争。《柏慧》更是气势凌厉、锋芒毕露。从《我的田园》到《柏慧》，“大地”正在离场，知识分子的精神批判占据主体地位;哲学内涵渐渐退远，道德内涵昌明起来。

匮乏的时代，作家何为?韩少功以批判文化、追求理想来解答;张承志在“哲合忍耶”中寻求解决之法;张炜则将他的道德理想归结为“文化保守主义”。在《儒学与变革》中，他将齐鲁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入世精神和保守性，“在一定的时期，信守真理，拒绝盲从，思想的纯洁与坚定都可能被视为保守。”[8]因此，保守又是激进。张炜对保守主义者作了褒赞，“失去了他，我们的文学就失去了必需的弥补，失去了可信的提示，也没有了必要的参照。”[9]

也许《家族》就可以被视作这种“必要的参照”。小说写了两个家族：血缘的和精神的。古往今来，血缘的家族总要以精神为标准来分化重组，小说中所有人物最后都分到两个阵营里：向上的一族和向下的一族[10]，二者的斗争衍生着人类历史。向上的一族制造血泪，向下的一族虽经血泪浸泡但却以胜利者的姿态穿行于历史。精神的坚守是一场苦役，但他们从未放弃。张炜以诗意的《家族》显示了自己道德理想主义者的英姿。

川端康成在领取诺贝尔奖的致答词里引用了日本高僧一休的话来说明他的艺术观——“佛界易入，魔界难进”。我们也不妨把《古船》视为“魔界”，把《家族》视为“佛界”。我们可以说，张炜其实是以弱化自己的叙事能力为代价来追寻道德理想的.

五

在批判激情的喧嚣之下，作者的叙事话语能力弱化了。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在长篇小说《外省书》里，作者的话语能力增强了，批判的激情却又有所收敛。

如前所说，《古船》可视为“魔界”，《家族》可视为“佛界”。而相对来说，《外省书》就可以视为世俗人间了。

小说近距离地描绘了当下嘈杂紊乱的社会生活。小说每一卷皆以某一个人物为主体，围绕这一人物的命运遭际展开叙事，又以空间上的铺排为结构手段，小说的背景在故乡、外省乃至大洋彼岸之间来回挪移。作者力图吹去浮面的生活泡沫，把握人物的心理真实。

与此同时，作者再不象在《古船》中那样焦灼，在《家族》中那样高贵而孤独，而是以宽容世故的眼光打量小说中的每个人物，理解他们，体谅他们，乃至与他们开个把小玩笑，善意地调侃一番，也不脱那种世俗的人文关怀。在这种世俗情怀下，作家进行着深沉的思考。

作家的思考一方面是以“历史反思”模式出现的。小说的中心人物史珂曾经正直而充满激情，但如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被卷入历史的漩涡之中，心灵受到重创。历史重上正轨，风虽平浪却不静，性格的弱点使夫妻分手。晚年的史珂惟有将回忆作为生命的动力。回忆既是激情的延续，又是痛苦的凝聚。史珂成了一个“想”大于“说”、“说”大于“做”的人，在现实面前，他有着固步自封的倾向。作家的一支笔，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自私及由之外化来的软弱碾压一遍。其他对鲈鱼、史铭、元吉良、小刺猬等人的叙述也染上了反思的色彩。

作家的思考另一方面是以“当下性之思”的模式出现的。这一点在小说中表现更多。作家见多识广，对当代生活的描绘有宽广的涵盖面。小说既写到了当代的“企业家”史东宾及以其为中心的人物圈，也写到了被拐卖而又侥幸逃脱的狒狒，更写到了大洋彼岸的生活状貌。其涉及面之广，是张炜以前的作品所未曾有过的。当代的生活是浮泛的、无根的。这种“无根”的状态首先表现在史珂等人的身上。史珂垂暮之年回到故乡的河湾，但心理上的不宁和焦灼使他归来了却没有归来感。飘零的落叶找不到生命的根基。不止是史珂。无根的焦灼几乎成为当今的时代病，作品用一个“慌”字作了概括。Internet连接全球，享乐主义征服着奉迎时尚的人，在喧嚣和骚动中，思考萎缩了，信仰缺席了。

作家依然坚持着批判的立场，但这种批判却是相当温和的;其力度没有减弱，但爱憎的情感在文章中却有所收敛。张炜以对“俗世”的关怀平静而含蓄地探讨人生价值，小说显示了作家的这种努力。

“热血推动我一跃而起/追逐那匹红马”，于是一行行的文字从作家的笔端奔流而出。笔端的颤动正是与“红马”的脉动和谐一致。那么，以上的文字能够让人触摸到“红马”的脉动吗?也许，跋涉于作家艰辛的精神长旅之上，果真能看见“红马”隐隐绰绰的身影呢。

参考书目：

[1]张炜：《皈依之路》，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2页。

[2]摩罗提到过两点原因：一、张炜之于农村的过客心态;二、文革文风对张炜的影响。此处有所参考。详见摩罗：《张炜：灵魂搏斗的抛物线》，陈娟主编《记忆和幻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张炜：《古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254页。

[4](美国)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贾高建、张海涛、董云虎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5]关于“敬农恶商”：在《心仪》(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10月)中，张炜说他恐惧今天的商人(27页);另外参见李洁非《张炜的精神哲学》，《钟山》2000年第6期。

[6]张炜：《我的田园·后记》，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7]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张月、石向骞、曹元勇译，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8]张炜：《纯美的注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5—77页。

[9]张炜：《大地的呓语》，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99—401页。

[10]参见：陈思和《良知催逼下的声音——关于张炜的两部长篇小说》，《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版，第167页。